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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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赓续战地文化的红色血脉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人民军队的文化基因蕴含在辉煌壮阔的历史中。今天,我们推进强军文化建设,尤其需要继承宝贵传统,从战火硝烟中去总结规律、归纳经验,让经过战争岁月洗练的宝贵经验,在强军路上绽放新的光彩。 

  ——编者 

 

  战地文化是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战斗品格、培养战斗意志、激发战斗潜能、高扬战斗精神的军事文化,具有突出的战斗属性和战地特点,最能体现兵味、军味和战味。追溯我军战地文化的发展脉络,探寻其制胜机理,对当下强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 

  1941年7月5日,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讲话时指出:“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战斗力是军队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化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源,是决定战斗潜能和激发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我军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战地文化建设。初创时期,虽然物资匮乏、条件艰难,但红军的战地文化从一开始就聚焦宣传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及时用艺术的方式表现战况战绩,注意从精神层面激发官兵的革命信念,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前,红一方面军宣传队赶排了活报剧《活捉敌师长》,对鼓舞红军战士战胜强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久,红军取得龙冈大捷,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战士们纷纷说:“咱们的戏演神了。”

  1948年10月,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政治部在《战时群众性的文娱活动问题》中提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证明:战斗越频繁,越残酷,部队对于文化娱乐的需要就越迫切。一仗打好以后,战士第一个要求就是看戏。”在豫东战役中,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三连自火线撤退后,全连仅存3个班。当部队集合于广场上时,大家顾不得身上还染满血迹,就要求战士“小广东”出来指挥唱一个歌,唱罢一个以后,还要求再唱第二个。

  秦基伟15岁就参加红军,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深深体会到战地文化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军队嘛,要的就是那么一股气。环境再苦,指挥员不能叫苦。”“要让部队吃糠咽菜还得精神饱满,冻得直打哆嗦,你让他唱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马上就是一身热汗。”

  战争年代,我军的文工团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作战时他们是战斗队、运输队、救护队;休整时他们是演出队、慰问队、保障队;行军时他们是宣传队、鼓动队、服务队。秦基伟说:“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句话说得入骨三分。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没有文艺工作者的部队,是一支缺乏生机缺乏朝气的部队。”

  我军一路走来的历史证明,文化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为持续激发战斗力提供精神支撑。我军战地文化以寓教于乐、寓教于理的方式,引导官兵的价值观念,满足官兵的精神需求,激发官兵的革命激情,对军队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文化武器,具有先进的政治性 

  1942年,聂荣臻在《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在晋察冀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工作是掌握艺术这一武器,拿这武器为战争服务。就我们的文化武器来说,不管我们在军事上的装备是如何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的军队,但我们在文化武器这方面,是很注意的,我们的‘装备’却不是那样落后的。”我军的战地文化由于带有先进的政治属性,又能深入最前线、直观快速反映战争的真实面目,因此更为官兵所认可和欢迎。

  红军时期,为了帮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战士认识作战的意义,宣传队员经常唱起《杀敌歌》:“帝国主义与军阀,它是工农死对头,压迫剥削我们痛苦好难过。刀枪在我手,杀敌是时候,一战再战直至百战不休。杀杀!杀得敌人发抖,革命精神抖擞。刀枪在我手,向前杀敌莫停留,我们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短短几句歌词,就将工农所受的压迫、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政治目的生动地揭示出来,使战士明了为什么要打仗,从而激发出齐心战斗的自觉性。

  战斗中,敌人的有生力量需要军事打击来消灭,也需要政治攻势来进行瓦解。当年,敌人的一个旅长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很害怕红军宣传员喊出的‘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1935年直罗镇战役中,红军认真分析了敌军官兵的兵源情况,组织起五六十人的宣传队,对顽强抵抗的敌军残余部队唱起了《瓦解敌军歌》。这首歌描写了敌军士兵的苦难生活,曲调如泣如诉。最终,敌军士兵开枪打死了反动军官并宣布投诚。

  战地文化能以更直接、更巧妙的方式使官兵成为掌握革命道理的自觉的英勇战士。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战地文化必须着眼提升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官兵知道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之后,才会产生出持久的战斗力量,焕发出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斗志。

  灵活机动,与部队中心任务紧密结合 

  战地文化,“战”字当先,必须紧贴部队中心任务的要求,为战服务。长征时,为适应部队行军作战的灵活性,战地文化多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开展。在渡口、山顶或路边,宣传员们搭起宣传鼓动棚,插上红旗就开始唱歌、喊口号、打快板,条件允许时还会表演一些小节目。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时,宣传员们喊出“大雪山不算大,千难万险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谁先登上顶呱呱”的口号,让官兵在极度艰难中又有了力气,甩甩胳膊咬着牙坚持往前走。

  面对敌骑兵的围追堵截,陆定一和李伯钊合写了《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如今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李伯钊还配合歌词创作了《打骑兵舞》。后来,红军再遇到敌骑兵时,就按照《打骑兵歌》唱的那样,沉着应战,一阵排子枪打过去,就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每当听说有文工队要来慰问演出,坚守在坑道里的战士,情绪就特别高涨。到前沿要经过几道封锁线,文工队队员每过一道封锁线,都可能遭到敌机轰炸和敌炮袭击。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到节目,文工队队员得爬着、滚着到达每条坑道,姿势略高一点就可能中弹。到了坑道,不管有几个战士,文工队队员都立即演出。他们将战士事迹和战斗生活及时创编成节目,战士们听了格外亲切。在上甘岭战役打响前,当文工队队员高喊:“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守卫上甘岭的英雄,师首长派我们来慰问你们了!”战士们就会一齐鼓掌高呼:“坚决守住阵地!”

  实践证明,战地文化建设必须紧贴部队中心任务的要求,结合战略方针和部队作战情况的转换,及时创造新的内容和方法,才能有效地助推军事斗争的胜利。

  深入前线,把文化的武器交给官兵 

  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地文化工作者,是直接上战场的宣传兵。1941年10月,新四军打响程道口攻坚战,战士剧社前来慰问。宣传队员们不仅以精彩的节目激励士气、活跃氛围,还组成担架队、筹粮组、战地喊话组、伤员慰问组,奔赴战斗前线,以实际行动感染部队,激发官兵的抗战热情。

  1939年9月,贺龙、关向应与聂荣臻共同指挥的陈庄战斗刚在山前打响,第一二○师战斗剧社就在后山搭建简易平台进行演出。仗打了5天,戏也演了5天。作战官兵从战场上下来后就来看演出。每天演出前,战斗剧社负责宣读战报,把战争情况及时报告给指战员。有一次戏演到战争场面,需要枪炮声的音响效果时,恰好山那边炮声隆隆、枪声大作,产生了极佳的“音响效果”。剧社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演戏为战服务,现在战斗也为我们演戏服务了。”

  开展战地文化工作,单凭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作品是无法满足官兵需求的,必须鼓励官兵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或讲出反映自己的、集体的生活、感情与战斗的故事。培养有文化的官兵,就要把文化的武器交给官兵,鼓励官兵踊跃参加群众性战地文化活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十五军办了一个《战场报》,专职记者只有宣传科二三人,但部队人人都是通讯员,能极快得到最前沿的最新消息。当天有英雄事迹和战斗经验,他们当天就能写成文章刻印见报,极大鼓舞了士气。

  人民军队的战地文化具有先进的政治属性、鲜明的战斗底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的战地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深入战地一线,和战士打成一片,坚持用群众自己的成果武装群众,善于发挥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使之真正成为启发军民觉悟,宣传党的政策,鼓动士气、激发战斗力的强大武器。


  编辑:梁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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