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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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邓小平如何办好《红星报》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军委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于长征途中停刊。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为办好我党我军早期的这份军报,倾心尽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传工作经验。

  “油印博士”重操旧业,展现宣传工作特长

  邓小平从1923年开始,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已显露出擅长宣传工作的才情。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因其蜡版刻字工整、印刷油印清晰、装订简雅结实而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1933年5月,邓小平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重操“油印博士”旧业。他充满热情和活力,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的胸襟。

  上任伊始,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意见,听取建议,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经过多次调研,他决定改进报纸出版形式。首先恢复铅印,提高油印质量,增强阅读效果。其次活跃版面,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至于文章标题,他有时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刊印。再次,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红星报》以图文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让人耳目一新。

  《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红星报》编辑部与军委印刷厂相距三四华里。每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待工人排好版后,再拿小样回来校对。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红星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注重通讯员强势阵容队伍建设,扩大政治影响

  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织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其中,罗荣桓、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通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红星报》不仅保证了丰富的稿源,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邓小平经常采用“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

  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他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示纪念。于是,他主动向毛泽东约稿。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笔名“子任”。1933年8月14日,改版后的《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当时“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这篇文章不仅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革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

  团结鼓舞红军斗志,“红星”闪耀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

  每到宿营地,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既采编稿件,又亲自动手写社论,还要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10月20日,长征后仅十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邓小平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红星报》以问题为导向,团结鼓舞红军斗志。比如,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题,《红星报》在第2期上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行军穿鞋问题,提到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发动战士打草鞋。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在很短时间内问题得到解决。再比如,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后,由于不少战士缺乏防空知识,使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组织编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连夜刻印,使红军指战员较快地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并采取对空射击措施,从而减少了人员伤亡。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邓小平被突破乌江的英勇事迹所震撼,当即在马灯下撰文翔实记述。全文写完时,已是6日拂晓,他便在文尾处写下“1935年1月6日”。由于战事吃紧,《红星报》一直没有时间出版。在遵义期间,邓小平加紧编辑制作,1月15日《红星报》1935年第1期终于出版,里面刊登了他在桐梓坡深夜写就的《伟大转折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场胜利》一文。

  遵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告别《红星报》编辑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主编《红星报》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辑:梁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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