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愈发严重，极易引发民众恐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防治中因信息不对等不透明引发的各种谣言，引发社会各界情绪恐慌，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无形中增加了社会整合风险、国家治理危机的难度。

关键词：突发事件；公共卫生；谣言；危机治理

       疫情仍在持续中，习近平主席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自疫情突发之日起至如今疫情蔓延得到初步遏制，社会舆情各种关于难辨真假的言论在各类社交媒体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谣言在疫情期间呈指数上升。

一、 谣言治理的认知善治：疫情信息获取不对等   

1、疫情谣言根源于信息不对等，公共管理与民众表达冲突

        自疫情发生至今诸多谣言在各传播渠道中产生、扩散直至辟谣，由于谣言是依托一定的事实应运而生的，因而其是特殊社会情境下社会舆情的曲面镜，是一种对现实的另类再现。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出现各类疫情谣言基本分为：“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有关防治新冠肺炎的谣言”、“有关各地新冠肺炎防控策略及实施情况的谣言”、“有关新冠肺炎传播扩散情况的谣言”、“有关新冠肺炎疫苗和特效药研究的谣言”和“涉及其他国家新冠肺炎的谣言”。（如图1）

（图1 疫情中出现的谣言内容） 

        纵览谣言的涉及内容及出现时间顺序，反映出公众的关注点与对相关信息迫切的求知欲是密切相关，这恰恰反映了信息不对等、不透明带给公众来自疫情的恐惧和自身境遇的忧虑。新冠病毒谣言肆虐的原因在于早期疫情信息公开的滞后和不透明，信息出现不对等导致大众解码与官方媒体编码出现认知偏差的障碍。武汉市卫健委多次公开官方媒体在其所属平台表示并未发现具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并且我国科学家在影响颇高的《柳叶刀》、《Nature》等期刊上在多篇论文中提到“疫情可防可控”，“人传人可能较低”，随之多家省级媒体和央媒等官方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给各类广播、电视、手机等媒介直至个体终端。

        疫情专家、卫健委等部门对于早期疫情的“决策保守估计”影响了媒体报道、政府决策、民众判断，以至于在层层解码译码中噪音过大，加之疫情前期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由信息不对等所产生的一系列认知偏差出现。疫情爆发后一些微博营销号、微信公共号等自媒体为博取流量，断章取义在社交媒体上大肆谴责专家学者，甚至阴谋论认为新冠病毒是非自然起源的谣言愈演愈烈，关于“零号病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泄露的”等相关谣言，都指向民众对于官方媒体的信任失衡，公信力下降后大众倾向于从非正规渠道获取信息。

2、矫治官方维稳媚上情绪，警惕谣言与“次生舆情”危机

         因为疫情信息的不对等获知，谣言在社会发展自反性与风险不确定性的间隙中滋生蔓延。大众在疫情混沌中不知所措，在真相与谣言交织的网络空间加工发酵多次后，甚至产生对地方政府与国家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内部怠政问题、阴谋论、甩锅论等“次生舆情”危机，引发政府公信力风险。还有一部分官员急于弱化政府前期在疫情上的管理漏洞，在国家号召有序合理逐步开始复工复产，出于经济数值或媚上情绪，过于乐观地对疫情发展预测，致使民间谣言流出，认为疫情已经基本结束，在2月22日出现了譬如北京香山车辆拥堵，四川广元市民扎堆喝茶，广州某饭店顾客爆满排队等位等大规模聚集现象，

官方应塑造民众明确疫情拐点未到的风险警醒意识，要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各项决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不断巩固、扩大战果，直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谣言治理的法律善治：公共安全与生态平衡

          与2003年的SARS时期相似的是，新冠病毒同样是源于人类捕食野生动物。在中国食用野生动物及贩卖野生动物制品追根溯源可到史前，如今人类虽不需要狩猎然食用野味的传统饮食习惯仍根深蒂固，食用野生动物往往被认为具有中医食疗药用作用。

1、消费社会“食野”的代际传播与符号消费

       （1）代际传播中“以形补形”“食药同源”的误读

          汉朝的《黄帝内经素问》记载“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由于译码与编码中产生认知误差，社会中流传着“吃啥补啥”的说法，且代代相传，代际传播影响颇深，以至于现代社会中大众仍对“以形补形”此类言论深信不疑。比如吃鹿或老虎的肾脏或阴茎可以壮阳，而吃鱼或猴子的大脑可以使人变得聪明；野生动物的肉和制品具有一定的医用治疗作用；吃穿山甲肉被认为有助于缓解风湿病，其血液被认为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并消除经络阻塞，其胆汁被认为可以消除所谓的肝火和改善视力。

        （2）符号价值消费与需求盈余异化

          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提出“符号经济”，消费不仅是物质消费，更重要是背后符号价值。如今“食野”被异化为彰显个人价值的符号消费。

         广东省林业局曾调查，广州省半数以上人吃过野味，45.4%的人认为可以补充“营养”，37%出于猎奇，12%为了露富，在中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时，仍存在“炫耀”“猎奇”“野味滋补”等畸形消费观。研究表明野生与养殖动物营养价值并无差别，甚至养殖更胜一筹，至于“食药同源”至今并无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施行至今，根据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梳理，被保护物种累计仅占中国总记录哺乳类、鸟类以及两栖和爬行类动物物种数的62.71%，仍有1077种未受到名录保护，并非所有野生动物都被纳入保护范围。蝙蝠、果子狸、穿山甲 、刺猬等高风险物种均不在重点保护名录上，为新发传染病突现埋下隐患。

2、法治革除野味产业链，平衡生态与公共卫生安全

        “野味”背后具有庞大的利益链条。需求决定市场，我国养殖业和食用产业规模巨大，截至2018年底江西全省共批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单位1386家，年产值约14亿元，从业人员5万多人。《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食用动物产业的直接从业者约626.34万人，总产值1250.54亿元。动物保护法律“尺度”与整个社会的动物保护观念水平相对应。涉及千亿规模的庞大链条亟需纠偏，权威医学机构已证明2003年的“非典”和新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概率极大，并通过人际传播引起给野生动物的非法食用和利用再次敲响警钟。法律规制“食野”亦是社会动物保护观念更新进步的必然要求。（如图2）

（图2  2016年我国食用野生动物养殖种类、从业人员、年产值统计数据）

       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举表决通过，《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要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加重处罚，以体现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严厉打击。

三、谣言治理的统筹善治：“人情、疫情、舆情”多方联动

1、个体“差序格局式”把关信息，由点及面渗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概念，大意是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在差序格局下大众都以自身结成网络向外扩散，信息传播像石头扔进水中，以个体为中心扩散成一圈圈涟漪。

（1） 众声喧哗代际反哺，“把关”聚合资源

        传播学者库尔特·卢因提出“把关人”（Gate Keeper）理论，把关人即对信息进行加工过滤的人或组织，控制信息的流量、价值与走向，为受众制造一种拟态环境。个体可以肩负“把关人”职责，及时辟谣，以家族群的初级群体为单位扩散开进行差序格局式人际传播。在筛选疫情信息，劝长辈戴口罩、劝阻亲戚过年串门等科学防疫问题上，后辈形成代际反哺攻势，将科学有效的权威信源传递给家族圈层，有利于遏制疫情谣言的扩散。代际反哺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切断谣言路径。相比起大众媒体的宣传，家庭层面的代际传播或亲朋好友的人际传播更令人信服。

（2）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压缩谣言空间

        舆论监督作为软性权利，民众依照法律规定言论自由权和批判建议权进行舆论监督，公民意见经过传播形成舆论，监督社会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倒逼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形成从软性到硬性的趋势，及时公开各类疫情信息。媒介形成的“共景监狱”为公民网络监督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公众应在疫情期间发挥共景式网络监督，实时监控政府行动决策治理，压缩谣言滋生空间。

（3）社交媒体成信息集散地，聚合性辟谣

        各类社交媒体依据个体媒介习惯，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根据地。传染病监测系统能够使用数据共享技术来准确追踪社交媒体数据，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监测疫情传播动态作为官方补充性信息源，实时掌握疫情最新动态，实时连接医务人员、疑似感染人群、相关专家以及普通大众，保障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和当地、国家，乃至国际医疗机构保持顺畅通信，起到提前预警的作用。“丁香医生”公众号等医疗健康的专业垂类媒体也通过专业知识构建健康传播，“腾讯新闻较真平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7x24实时辟谣科普，微博新增“抗击肺炎”板块、微信“看一看”专区实时公布新增、疑似、确诊、死亡人数数据，使疫情可验可查。

2、科学家专业主义的发挥抑制谣言滋生、传播、扩散

         疫情期间“钟南山”在各类信息渠道中成为所有疫情信息的权威代名词，钟南山、李兰娟等科学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疫情中的意见领袖。专业人士辟谣模式包含权威客观、观点清晰、明确精确等重要特征，能够精准及时阻断涉及卫生防护类谣言滋生的发源地和培养皿，如朋友圈、微信群、短视频、短信等，向外扩散不实传闻。

（1）疫情期间专业意见领袖塑造精确化辟谣

         科学家具有专业主义能及时有效达到辟谣效果，对于不确定度高的、自身关联度较高的公共卫生信息，公民更愿意相信专业人士的指导建议，这类人群即传播学所说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新冠肺炎下的社会心态调查显示，民众对于科研人员、医护人员的最为信任比例高达51%和47%，政府部门次之，然而政府部门非常有信心的比例远不及前两者。（如图3）

（图3 新冠肺炎下的社会心态调查表）

        在特殊疫情时期加深公众对科学家、专业人士等舆论领袖的信任具有时宜性、紧迫性、重要性。在官方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多个舆论场中，各界言论交织混杂相互补充相互冲突，避免谣言、阴谋论占据舆论场主导地位，便需要权威人士、权威信息突出重围，在公民意识形态中建立共识。不仅如此在各舆论场各阶层中都有意见领袖，大众传播通过意见领袖传递信息给一般受众，疫情信息的鉴别和言论发布也需要具备社会责任感，给大众以透明、公开、可信赖的信息让其鉴定判别更为科学有效。

（2）研究人员进行病毒研究有助根本性辟谣

        各单位研究人员对于“零号病人”传染源的溯源也是辟谣的重要途径之一。“零号病人”通常指首例患有某种传染病并扩散给其他个体的病原体，又被叫做“标识病例”。寻找零号病人对开展流行病调查、确认传染源、传播途径、有效内部防止疫情扩散、外部防止疫情输入都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网络流传的不实信息“零号病人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生”的谣言被中国科学院所辟谣，但对于溯源“零号病人”的问题仍未解决。2月17日，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布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的特征分析，指出疫情暴发流行时间趋势与先前结论一致，即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野生动物交易，使得新冠病毒从一种仍然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到人类，继而实现人传人。因此研究人员在辟谣同时应尽快组织各单位进入首例发生疫情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采样检测等相关排查工作，科研、疾控、动物保护等部门应全面联合寻找新冠病毒源头，及时反馈上报国家卫健委等医疗研究部门，对公众做到实时数据公开，这对于今后疾病防控、预警、治疗均有实际重要意义。

3、建立疫情防控的社会共识，畅通经济社会循环

         从社会舆情层面看治理谣言最重要的是，将专业知识上升为个人健康管理社会共识。用专业力量狙击谣言是遏制谣言扩散的第一步，其次则需要个人承担把关人职责由家庭层面逐渐渗透至整个社会，最终理想状态应该达到对某类谣言形成社会共识，在科学理性的观念建立防疫知识。“非典”之后，中国推进了各种医疗器械类标准的制作。在《GB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中加快了诸如口罩、体温计、塑胶手套、塑胶鞋、消毒液等医用品的民用化。早在2003年8月13日，国家食药监局下发《关于将医用防护口罩等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的通知》，将“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在突发疫情面前医护、患者、普通民众面前口罩成为最大必需品，地方政府和国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有限鼓励疫情急需品的复工复产。

社会层面应具有疫情防控社会共识，明确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是为稳就业稳经济的共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切忌放松警惕导致前功尽弃的情况。

四、谣言治理的科学善治：政府主导科技为辅

1、政府信息公开，权威性提升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官方信息的缺失是谣言产生的温床。要想避免谣言的出现，就需要政府能及时准确全面的公开关于疫情的各类信息。阻止谣言的出现，以及民众对谣言的热衷，就是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鸿沟。要做到全面的信息公开，一方面政府要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利用各类媒体及时向大众发布权威信息；其次还要利用技术能及时的对舆论信息进行收集及分析，有效实施实时监管及分析预警；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恶意的造谣、传谣行为，要严格用法律来进行约束。

2、借助科技强化完善预警、辟谣机制

        信息技术对有效开展科学疫情防治十分重要，也是治理谣言的重要途径。疫情发生后人民日报制作周边疫情信息查询，可供居民精准定位周边地区感染状况，腾讯新闻在2017年便上线“较真”事实查证平台，本次疫情中可输入关键字实时提问、查询信息真伪官方辟谣，微信的辟谣小助手、“看一看”实时公布疫情感染数据等。

发挥区块链信息可追溯、可保真、理性追责的技术手段，对突发危机事件中虚假信息、阴谋论追溯信息源头、运行轨迹，追踪信息残留痕迹，对不负责任的言论有效理性追责，降低突发危机事件中谣言机率。搭建聚合医疗、社会、政府、媒体、公安等方面的区块链系统可有效研判谣言真伪，强化社会各界协调合作，彼此监控使疫情预警、疫情治理、物资调配等信息数据透明公开公正。

五、结语

        此次疫情防治，是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检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此次疫情防治中呈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值得深入观察和反思。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不及时导致谣言泛滥，社会各界情绪恐慌，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整合风险，不利于国家治理舆情治理。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期间，维护信息公开透明、平衡各界信息对等、舆情监控对抑制潜在社会风险的意义具有极大作用，而公民具有聚合信息后理性、独立思考能力，进而培养社会共识，加之维护普通民众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治理谣言最有效的“疫苗”。

作者：慕夏溪，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王子睿，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