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军委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于长征途中停刊。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为办好我党我军早期的这份军报，倾心尽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传工作经验。

　　“油印博士”重操旧业，展现宣传工作特长

　　邓小平从1923年开始，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已显露出擅长宣传工作的才情。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因其蜡版刻字工整、印刷油印清晰、装订简雅结实而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1933年5月，邓小平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重操“油印博士”旧业。他充满热情和活力，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的胸襟。

　　上任伊始，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意见，听取建议，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经过多次调研，他决定改进报纸出版形式。首先恢复铅印，提高油印质量，增强阅读效果。其次活跃版面，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至于文章标题，他有时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刊印。再次，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红星报》以图文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让人耳目一新。

　　《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红星报》编辑部与军委印刷厂相距三四华里。每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待工人排好版后，再拿小样回来校对。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红星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注重通讯员强势阵容队伍建设，扩大政治影响

　　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织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其中，罗荣桓、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通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红星报》不仅保证了丰富的稿源，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邓小平经常采用“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

　　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他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示纪念。于是，他主动向毛泽东约稿。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笔名“子任”。1933年8月14日，改版后的《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当时“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这篇文章不仅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革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

　　团结鼓舞红军斗志，“红星”闪耀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

　　每到宿营地，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既采编稿件，又亲自动手写社论，还要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10月20日，长征后仅十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邓小平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红星报》以问题为导向，团结鼓舞红军斗志。比如，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题，《红星报》在第2期上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行军穿鞋问题，提到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发动战士打草鞋。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在很短时间内问题得到解决。再比如，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后，由于不少战士缺乏防空知识，使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组织编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连夜刻印，使红军指战员较快地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并采取对空射击措施，从而减少了人员伤亡。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邓小平被突破乌江的英勇事迹所震撼，当即在马灯下撰文翔实记述。全文写完时，已是6日拂晓，他便在文尾处写下“1935年1月6日”。由于战事吃紧，《红星报》一直没有时间出版。在遵义期间，邓小平加紧编辑制作，1月15日《红星报》1935年第1期终于出版，里面刊登了他在桐梓坡深夜写就的《伟大转折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场胜利》一文。

　　遵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告别《红星报》编辑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主编《红星报》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