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港英当局向侵华日军投降，繁华的“东方之珠”陷入无尽黑暗。由于当天恰是西方圣诞节，因此史称当日为香港的“黑色圣诞节”。香港沦陷后，被困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陷入危险境地。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周密筹划，千方百计组织了秘密大营救。

　　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茅盾等许多爱国文化人士先后辗转到香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香港一时间成为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抗日文化中心。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这些爱国文化人士，还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茅盾、邹韬奋等人。他们甚至还在戏院、影院中打出幻灯告示，直接点名夏衍、蔡楚生等人前往半岛酒店“会面”。

　　在多方呼吁下，国民政府在香港彻底沦陷前才仓促派出飞机，信誓旦旦要将文化精英接回国。然而，当众多记者蜂拥前往重庆机场准备迎接归来的文化人士时，却发现飞机带回的多是国民党的“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多条家犬。一时间群情鼎沸，“人不如狗”等讽刺文章竞相刊载于报刊。国民党对此除反复“辟谣”外，再无实质有效的营救行动。

　　绝望之时，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了营救民族文化精英的重任。1941年12月，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这里的“朋友”指的就是滞困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周恩来对撤退工作做了具体布置，并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接到指令后，中共南方工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东江纵队等党的组织和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部署，制定了缜密的营救计划，规划了经九龙和经澳门两条营救线路。廖承志等中国共产党人依据营救方案迅即联络了柳亚子、廖沫沙等文化人士，组织他们疏散隐蔽。

　　大批人员的转移从1942年1月5日开始。当天，夏衍、金仲华等16人即通过澳门路线进行撤离，此后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士离开香港。1月9日，茅盾、戈宝权、胡绳等几十位文化人士扮成“难民”，由交通员李锦荣带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集合到铜锣湾避风塘的海上交通站。第二天一早，这些文化人士又分乘小艇，趁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营地。随后，茅盾等人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躲过日寇特务的搜捕，穿越土匪横行的荒郊野岭，抵达位于广东白石龙的东江纵队驻地。接下来的几天里，胡风、丁聪等众多文化人士也陆续抵达。最终，这场秘密大营救共营救出滞困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及家属800余人。

　　文化人士抵达东江纵队驻地后，大都在此逗留了一段时间，有的一直待到农历新年。他们白天或参加游击队的宣传工作，或进行抗日文学创作，或体验游击队员的生活。夜晚，他们常和游击队员们一起举行联欢会，互相激励、苦为乐。

　　1942年2月14日是农历除夕。由于日军在此之前撤出了惠州，地方党组织立即在惠州设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打通了到韶关、桂林的交通线。组织决定除夕当天先将茅盾、张友渔等人护送转移至惠州，邹韬奋等其他文化人士暂留游击区共度新春。

　　除夕当天，茅盾等一行20多人就在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下出发了。众人冒雨艰难前行，直到凌晨才抵达惠州。胡绳曾有感而发以《东江》为题作诗一首，表达当时颠沛奔波的心境。“又是仓皇万里行，岭南春半半阴晴。东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历经沧桑的中国，“曙星”何在？是当时爱国文化人士心中最深沉的思索。茅盾也著书《脱险杂记》，并称此次营救行动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邹韬奋等人后来回忆起在游击区过除夕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动。“纵队政委林平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大家祝贺新春，郑重热烈地代表党中央对大家进行慰问。”“大家起立鼓掌，一面接受慰问物品，一面拭着激动的眼泪，看着，笑着，想着延安党中央，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曾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事。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